四、统一战线，抗日救国

在红军渡河东征前，毛泽东在延长县古峪村召集的团以上干部会上进行政治动员时指出：我军渡河东征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打通一条北上抗日的道路，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这是应呼天理，合乎潮流，舆论所归，人心所向的壮举。

（一）师出有名  震撼中外

红军东征高举抗日救国大旗的壮举，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抗日救国的决心和红军无坚不摧的实力，鼓舞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红军东征有力地支援了“一二• 九”运动，为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红军确定东征之时，正是“一二• 九”运动的高潮之际。红军东征胜利不久，“一二•九”运动正向深入发展。红军东征的胜利，“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爱国人士鲁迅、茅盾、宋庆龄等均有来信，表示拥护苏维埃中央主张，甚至如李济深也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不打红军，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两派的斗争，上海拥护我们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30余种，… … 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领导示威游行。”1936年5月底，在全国各地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基础上，在上海举行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的代表。救国会呼吁国民党：立即“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东征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有了更大的发展。东征之后，全国共同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越来越广泛。东征使全国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看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抗日救国运动的中流砥柱。

红军东征引发了世界的关注，各国新闻媒体纷纷予以报道。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在北平得到红军东征的消息后，冲破层层阻拦，到达陕甘苏区，进行了三个月的实地采访，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长篇报道，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为国为民的形象和抗日救国的主张行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红军东征，要“打通道路”，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红军高高举起的抗日讨逆大旗，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抗击日本侵略、反对丧权辱国、救国救民的决心，代表了全华北、全中国所有爱国志士不愿做亡国奴的心声。对如阎锡山、宋哲元等的政治态度具有极大的威慑作用。红军东征威慑和感召了华北各地军阀地方实力派，遏制着华北妥协退让、助长日本侵略气焰的“独立”、“自治”等逆流，使华北政治局势朝着有利于抵抗侵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方向转化。

红军东征震惊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击了日本在华北策划的“独立”、“自治”等阴谋活动，使其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渗透为手段，企图不战而独占华北的扩张政策宣告破产 。  红军东征，声势浩荡，所向披靡，震惊了日本朝野上下。猖狂推行侵略政策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之为影响其独占华北的最大威胁和障碍，惊呼：“红军人晋，非同小可，红军不独武装齐全，而且士卒用命，纪律严明，勇敢善战，晋军屡为所挫，实使人有特别注意之必要。”

（二）斗争联合  纵横捭阖

在整个东征期间，党中央、毛泽东始终坚持“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采取实际措施，致力于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既斗争又联合，在斗争中取得联合，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红军东征前夕，党中央加强对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1935年12月中旬，双方达成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做抗日准备工作”等项协议。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及红军高级将领二十余人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红军愿同他们停战，联合抗日。红军东征期间，党中央先后派李克农、周恩来同张学良举行了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并将“抗日反蒋”的方针适时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一重大策略的转变，不仅赢得了以张、杨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这些工作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开端，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阎锡山自辛亥革命以来统治山西20多年，其基本态度是亲日、薄蒋、反共。他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根深蒂固，且有一整套反共理论。虽然他与日本与蒋介石均有矛盾，互相勾心斗角，但在积极反共、“围剿”红军方面，又与日本、与蒋介石完全一致。

红军东征激化了阎锡山与蒋、日之间的矛盾。本来，阎锡山一向奉行“山西的事山西来办”的宗旨，不愿外人插足山西。但是在红军东征期间，面对红一方面军凌厉的攻势，阎锡山迫不得已向蒋介石求援。而蒋介石亦早欲插手山西，便乘机派10个师人晋。其结果是阎锡山自讨苦果，引狼人室。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的中央军赖在山西不走，还阴谋策划河东道独立，又企图借围剿红军之名，将阎的5个旅拉走，使阎锡山不得不发出“我不亡于共，亦将亡于蒋”的哀叹。蒋阎之问的矛盾日益加大，正如周恩来指出的：“红军东征更加暴露了阎锡山的真面目”。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鉴于红军东征重创其扩大侵略华北乃至全中国的计划，也加紧了对绥远的军事行动。并指责阎锡山对红军作战不力，扬言一旦形势危急，他们将不惜用武力解决。红军东征东渡黄河，不仅在一夜之间突破了阎苦心经营的河东防线，而且在两个多月里，多次激战中重创了晋军，使他深深领略了红军的厉害。同时，红军东征抗日讨逆、救国救民，顺应民心，不仅得到了全国各阶层各届人士的一致拥护与支持。东征期间，红军积极开展了争取晋军广大官兵和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毛、彭曾两次给晋军六十六师师长杨效欧写信，望他能举起义旗，并肩抗日。信中强调指出：“今日危亡已迫眉睫，凡爱国志士，勿容迟疑，为先生计，为民族计，应即决然举起义旗，与我并肩东进，一扫逆气，驱逐日寇，为民族英雄。”晋军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被红军俘虏后，我军高级干部程子华、徐海东、叶剑英等亲自接见，反复给他讲述我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衷恳地向他指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目前大敌当前，国难日深，我们应团结一致，奋起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武装出武装。我们红军此次渡河东征，就是要到第一线去抗日。”在我军的优待俘虏政策感召下，郭团长不但解除了恐惧和顾虑，而且还向晋军被俘官兵讲了话，安慰大家不必害怕，要相信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愿留的欢迎，愿走的欢送。之后，毛泽东在康城接见了郭登瀛，诚恳地对他说：“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管这个党，那个派，这个社，郡个军，这个部，那个会，都要搞统一战线。”还坦率地提出了我军东进的三点要求，请他代为向阎锡山转述。为使郭登瀛对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能有进一步了解，亦鉴于我军当时已作出了回师西渡的决定，这次谈话后，把郭登瀛送到瓦窑堡红军大学去学习。这些工作在晋绥军广大官兵的思想上掀起了波澜。在他们中间，有的人已经感到同红军作战是同室操戈，亲痛仇快，因而严重动摇了阎的军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深入民心，蒋、日内外夹攻，使阎锡山再不能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必须在联日反共、联共抗日、抗日反蒋三者之间选择其一。

为促使阎锡山政治态度发生变化，孤立分化蒋阎势力，实施联阎抗日战略。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中共中央在《五五通电》中称：“蒋介石氏竞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挡红军抗日去路……”，“红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而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确有“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队……”。这些提法既把阎锡山与蒋介石区分开来。回师陕北后，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又接见在东征战斗中被俘的阎军团长郭登瀛，详尽地阐明了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希望他回去后动员和说服阎锡山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并让他转交致阎锡山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为了抗日“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毛泽东提醒并发问阎锡山：蒋介石为何调兵山西？为何强制晋军二度人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毛泽东在信中声明红军虽已回师河西，但北上抗日，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终有觉悟的一日”，表示愿同阎锡山“联合一致，抗日反蒋”，“沟通双方，成立谅解”。毛泽东还让郭登瀛向阎锡山转告我军东进抗日的三点要求：第一，在绥远让给我们18个县，作为红军的抗日根据地。如果第一个不行，就来第二个，在雁北让我们红军一条路，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第三点是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共产党共同抗日，我们共产党打头阵，打败日本后，再进行民主选举，成立联合政府。在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阎锡山权衡利弊醒悟道：“今后中国人民的选择，看谁抗战有功”，再不抗日，将会成为“千夫所指”的人物而被历史所遗弃。这一醒悟成为其最终选择联共抗战政策的思想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5月下旬委托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会见阎锡山，劝其走联共抗日的道路。5月27日，张学良、杨虎城会晤阎锡山，促阎早下“联共抗日”的决心。10月下旬，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彭雪枫受党中央的指派，以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身分，由南汉宸陪同秘密赴太原与阎锡山方面的代表会晤。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工作，终于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合作关系的建立，使阎锡山的政治态度由反共而逐步转变为表示要“联共”，由亲日而逐步转变为要守土抗战。从而使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以在山西首先实现。而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又推动了山西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开赴山西，抗击日军，创建以山西为战略支点的华北敌后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