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立政权，唤起民众

红军东征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主张，遍撒革命火种，建立党的组织，扩大了红军，筹集了军需，扩大和巩固了陕甘抗日根据地。红军东征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沉重地打击了阻拦我军抗日通路的阎锡山军事力量，为开辟敌后游击战场，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奠定了基础。

 （一）发动群众  宣传抗日

红军渡河东征到山西，历时75天，先后转战山西的灵石、孝义、介休、汾阳、文水、交城、静乐、岢岚、岚县、兴县、临县、方由、交口、离石、柳林、娄烦、中阳、石楼、永和、隰县、汾西、霍县、洪洞、赵城、临汾、浮山、襄汾、侯马、曲沃、绛县、新绛、吉县、蒲县、乡宁等53县，在所到之处，红军积极“发动山西最广大的基本群众的抗日斗争与土地斗争，并把这两个革命密切地结合”。红军总政治部的地方工作委员会，有计划地动员了大批地方干部及游击队过河开展工作，而且每个连队都组织了地方工作组，人人做宣传员，每到一处便挨门挨户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张贴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运用说书、唱戏等各种文艺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揭露蒋介石、阎锡山残内媚外、亲日反共、反人民的卖国罪行，号召“全国各界人士和国民党政府，不分男女老幼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成对内团结，对外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使我党的抗日主张家喻户晓。

在红军东征前夕，党中央就对东征行动中的纪律提出明确要求。“我们不但要有广泛深入的宣传和英勇胜利的行动，而且要有模范的纪律，才能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才能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线上来。”强调了绝对遵守纪律的非常重要性，并对应该怎样遵守纪律、保证纪律维持和把握政策界限作出具体细致的规定和要求。东征红军将士所到之处，严格履行党中央制定的政策，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没收汉奸卖国贼与平日剥削同胞最凶恶的豪绅地主的财产与土地分发给最穷苦的群众”。在执行中红军注意掌握政策界线，不伤害地主、富农应得的利益，注意搞好党的统一战线。红军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严明，热爱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这同腐败不堪的蒋、阎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到之处，努力帮助穷苦老百姓解决生活困难，群众利益秋毫无犯。让老百姓深切感受到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群众主动给红军烙饼做饭，有的地方还杀猪宰羊，举行欢迎和慰劳红军活动。红军抗日主张，遵纪爱民的行动，有力地揭穿了阎锡山当局诬蔑红军的种种谰言，粉碎了其蓄意编造的反动宣传。

红军所走过的地方，群众觉悟大为提高，到处是“抒倒蒋介石，赶走日本军”，“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打日本”、“参加红军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在红军居住较久的地方，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和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开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对国民党反动派抗粮抗捐。红军以严明的纪律，和蔼的态度，坚定的抗日主张和为穷苦百姓谋利益的实际行动，彻底粉碎了阎锡山反共宣传所制造的恐怖气氛。使山西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正确认识：“红军爱民世无双，阎王欺骗尽扫光，工人农民见天日，地主豪绅心发慌。”

红军东征揭开了山西抗日游击战争新的一页。从山西到华北乃至全中国的劳苦大众，看到了团结抗日的前途，中华民族的希望，大批青年学生和爱国志士投奔了红军。周恩来指出，“红军东征掀起了东方民众的抗日热潮”，山推动了晋、直、豫的抗日游击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并为后来共产党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准备了群众，准备了干部，赢得了人心，积累了经验。

正如彭德怀所说：“进军山西，扩大宣传抗日主张，从此，共产党夺取了抗日领导权，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这次，毛泽东是以军委主席兼抗日先锋军政治委员亲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决定的。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

（二）组织建设  播撒火种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阎锡山为维护其反动统治，除在军事上依据黄河天险构筑军事设施外，还特别加强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反共宣传，大肆喧嚣 “共产党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共产党共产又共妻，共产党来了都糟糕”等，从而在社会上制造了一种红军狰狞可怕的气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帮助老百姓挑水、扫院，还召开群众大会，打土豪、斗恶霸，将所缴粮食、财物无偿分给贫苦百姓。老百姓深深地感到，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是穷苦人的队伍，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救星，从而彻底打破了阁锡山的反共宣传。

红军东征入晋后，红军所经过和所影响的地区，激发起社会各阶层的民族意识，宣传了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恢复和发展了各地共产党的组织，建立起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为量。在短短的两个半月中，山西有太原、寿阳、平遥、五台、崞县、定襄、中阳、灵石、榆社、新绛等十余个县恢复和扩大了党的市（县）委、支部。太原等城市的工人、学生运动也有恢复和发展，标志着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力量由星星之火的秘密状态中摆脱出来，再一次登上了山西的历史舞台。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红军和随军行动的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及其领导的工作队与工作组，积极开展了地方工作。首先是摧毁阎锡山的反动统治，创立工农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政权。先后在中阳县的三交镇成立了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和在襄陵县成立襄陵县苏维埃临时政府，还在石楼、永和、中阳、隰县、蒲县、大宁、汾西、灵石等县的区、镇、乡、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陆续在中阳成立了中共中阳县工委，在赵城、洪洞、汾西、蒲县、临汾等县成立党的临时县委，并建立了中共河东工委，还在灵石、汾西、中阳、石楼等县的区、村建立了支部，恢复了部分党员的组织关系，发展了一批党员。在晋西、晋中、晋南、晋西南先后成立了一批游击队。主要有：中阳游击队、石楼沿黄河游击队、石楼义牒游击队、晋西游击队、临汾人民游击队、红军晋南游击队、河东游击队、蒲县克城游击队等。这些游击队多则百人以，少则三四十人，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主力作战。这些游击队除河东游击队、红军晋南游击队外，红一方面军回师河西时都编入主力红军，从而壮大了红军队伍。红军东征期间，帮助所到县、乡、村建立苏维埃政权64个；帮助建立群众自治组织21个（不含恢复的和原有的）；发展地方游击队30多支，使瓦窑堡会议设想的“开辟晋西五县以上地方为初步的苏区”变成现实。。

苏维埃政府、地方党组织、地方游击队的建立和众多山西子弟的入伍，不仅发展了党的组织，壮大了抗日队伍，而且在山西广大农村播下了抗日的火种，为抗战全面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建立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这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说：“红军东渡黄河后，山西局面起了很大变化，苦难的山西人民看见了党，看见了红军，在他们的心头燃起了希望，找到了他们应该走的道路。他们把共产党和红军当作自己唯一可靠的救星。这种影响在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中间是普遍的。”

（三）扩红筹款  壮大力量

根据晋西会议“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的方针，红军宣传抗日救国和抗日讨逆的主张，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红军所到之处，青年人纷纷自愿报名，大批青年“涌人红军中来”，很快形成“扩红热潮”。“红一军团十天功夫就扩大了红军三千以上”出现了许多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参军的情景。南进的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仅在洪洞下纪落村一带，两周内就扩红325名。当时有民谣写道，“参加红军人纷纷，倭寇国贼惊失魂；抗日先锋处处有，革命同盟遍乡村。”“短短两个月中就有8000名工农子弟和其他人员相继加入到红军队伍中来，这个数字几乎是东征红军的二分之一以上。以至于国民党控制的《救国时报》于1936年3月10日发出惊呼：“自红军东渡以来，晋省民众多主张实行联合、抗日讨逆……入晋红军每九人中，除四人为红军旧部外，二人为前在陕北投入红军之张学良部下，三人为新近投入红军之晋省民众……红军如此博得国人之同情，其势力必日益扩大与发展。”

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后，通过打土豪和没收官僚资本，筹集了30万元的抗日经费，加上各种物资，合计约50万元左右。这对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和增强红一方面军的实力，起了非常重要作用。

红军东征在山西扩大新兵8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火炮20余门，组建地方游击队30余支，筹款30余万元，不仅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锻炼了部队，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为抗

战爆发后奔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军事基础。红军东征的伟大成果还缓解了陕北根据地的经济困难，从而为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创造了一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