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奠基陕北 战略抉择

历史进入1935年，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率领下，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历经两万五千里长途跋涉，于10月19日胜利到达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结束了历时1年，纵横11个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1月初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和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会师。11月21日至26日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实现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

（一）民族危亡，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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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整个东北。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味妥协，日本的野心膨胀步步紧逼。占领东北三省后，日军又向热河、察哈尔以及长城沿线进攻，并扶持成立傀儡政府。为吞并华北，日本又发起“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11月，日军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又纠合伪军李守信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等组织所谓“内蒙自治政府”，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面临着变成其第二个“满洲国”的命运。至此，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成为当时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的侵略，蒋介石政府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内一方面极力压制爱国学生和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调集重兵全力“围剿”红军。对外则一味妥协退让，屈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先后同日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答应日方“华北特殊化”的蛮横要求，撤销北平军分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拱手让出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使民族危机陷于更加深重的地步。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以及国民政府的不断退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从民族利益出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政府卖国政策。“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一系列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本质，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的手段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并积极支持和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从193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派遣大批干部赴东北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这个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的。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议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1935年12月9日，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王土地吞并侵略华北进而吞并中国的野心和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卖国政策，有力地宣传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促成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对于红军东征前的政治形势，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二）审时度势，决策东征

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迫切要求对日本进攻以来的国内形势作一次正确的分析，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和政策。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外部形势极为严峻，处于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其时根据地东面有军阀阎锡山布防于黄河两岸沿线；西面有马鸿逵、马鸿宾驻足银川、中宁一带；北面有井岳秀、高桂滋部驻榆林一带；南面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驻扎洛川、宜川、西安一带；西南面有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第一军、王均第三军及毛炳文部驻守靖边、绥德一带。蒋介石政府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苏区大举进犯，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以西安为据点，由南向北进剿陕北革命根据地；命令井岳秀的第八十六师、离桂滋的第八十四师由北向南夹攻；命令阎锡山晋军的4个旅西渡黄河占据陕西吴堡地区；还利用马鸿逵、马鸿宾等地方武装不断袭击红军及陕北苏区。对红军实施集中兵力四面“围剿”， 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

陕北根据地面临诸多严重的困难。从自然条件来说，陕北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境内沟壑纵横、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经济落后, 加上兵匪横行， 尤其是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还有连年的天灾，使陕北人民更加贫困不堪；而其时王明“左”倾路线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和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恶果，更使苏区元气大伤。从发展前途来看，总共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只有40 余万。几乎所有的大小城镇均被敌人占领，整个根据地被分割包围，切割成几块互不连接的地盘，使根据地本身的巩固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从红军的力量来看，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部队仅剩下不足7000人，加上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和刘志丹陕北红军共有1.3万余人。虽然经过长征的考验，到达陕北的红军指战员，都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坚强的必胜信念，但毕竟数量大为减少，体质和装备都很差，要真正与日本侵略者作战，显然势单力薄，难以胜任，急需扩红休整，筹款补充。而地瘠民贫、交通完全闭塞的陕北地区，仅能适应小量的红军武装割据，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也无力解决红军队伍的兵员补充和军需供给。

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出路何在？是先巩固现有地盘，然后求得发展，还是先发展后巩固，巩固如何巩固，发展向哪发展？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非常现实地提到党和军队领导人面前。关于战略方向的选择，饱尝丧失根据地之苦的许多领导同志，曾有不同的意见，张闻天主张往北，向内蒙古发展，求得北靠苏联取得国际援助；彭德怀主张要先往南，抵住东北军、西北军的进攻，封住国民党军队通向陕北的通道，巩固陕甘根据地；也有的主张往西，向宁夏求得发展。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正在发生的急剧变化，在全面分析了红军和苏区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西北和华北地区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早在11月30日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号召“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去”。12月1日复电张闻天：“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他主张苏区发展与红军行动的方向首先是东出山西，开创与陕北相连的吕梁山根据地，奠定苏区和红军发展的基础，然后再相机北上绥远，东进河北，打通国际联系和对日直接作战的路线。

在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和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新形势下，在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博古）、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林育英）、杨尚昆、郭洪涛等十多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那种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12月23日，毛泽东代表中央作军事问题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战略方针、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和行动计划。他指出：党的目前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实际行动上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与红军本身的扩大，并详细地阐述了东征山西的有条件及好处。毛泽东对红军东征的客观依据作了细致阐述。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山西地处黄河中游，东邻河北，北界察绥，南抵河南，西壤陕西，既屏障着党中央所在地陕北，又是我军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的必经之地，是我党争取对日作战，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高潮的理想通道。其次，在经济上，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经济处于复苏阶段，便于红军扩大兵源，解决给养以及筹款和征集作战物资等，可以大大改善我军的供给状况。再次，在军事上，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派出五个旅“进剿”陕北苏区。红军东征山西，直接威胁阎锡山的老巢，就可将人陕的晋绥军调回山西，缓解陕北苏区受到的军事压力。第四，红军东征入晋，把作战主攻方向定在山西，还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作战，争取同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五，东征山西，开创吕梁抗日根据地，可以与陕北苏区紧相依托，互为屏障，并以此为战略支点向外发展，向北可转进绥远，向东可开赴河北抗日前线。第六，山西军阀阎锡山曾留学日本，中原大战后又在日本人庇护下逃居大连，然后由日本人帮助回到山西。因此，阎锡山一直与日本人勾勾搭搭。东征山西，抗日讨阎，可以在政治上赢得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与支持，从而推动华北乃至全国各地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高潮。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周恩来、张浩等人都同意这个报告，并且作了补充。于12月23日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规定，红一方面军行动之部署的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上”，为坚决而有力地“执行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的方针，“……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特别强调，红军东征山西，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5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1.5万人，而后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至此，红军东征战略决策得以确立。“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体现了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打击反动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发展革命势力的策略思想。在新的全国大革命即将来临的时候，为扩大红军力量和巩固苏区根据地，准备东出直接对日作战，毛泽东提出应大胆地采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到外线去打击卖国贼阎锡山，调动他入陕的四个旅兵力，避免新的“围剿”，是正确的决策。通过东征战役，可以说达到了打击阎锡山、逼蒋抗日的目的。

瓦窑堡会议之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充分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其意义。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这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就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后，在新形势下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

实践证明，党中央做出东征的决定，是符合主客观实际的科学决策。第一，工农红军要把抗日的烽火推向华北，迅速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的目的，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自己的抗日决心，就必须打通山西这条必经的通道；第二，东征山西，就可以避免与南面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发生冲突，有利于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力争实现西北地区“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第三，陕北根据地地瘠民贫，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不利于红军的发展壮大。而东征山西可以解决红军面临的兵源、钱、粮等部队的给养问题；最后，山西重要的地理位置，是理想的抗日根据地，东征山西可以开辟新的吕梁山抗日根据地，作为推进华北抗日战场的战略支点，并与陕北根据地相互依托。基于以上几点，红军东征山西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军事上也是可能的。由此可以看出，红军东征，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战略行动，而是在党的政治路线指引下，以武装斗争为依托，通过军事斗争的手段，与统一战线互相配合，促成实现党的政治策略的具体行动。

为了让红军指挥员把红军的发展方针、发展方向同民族战争联系起来考虑，毛泽东在东征前线又进一步阐明了争取直接对日作战同东征山西的关系。他说：红军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军事上是可能的，要下大力经营山西，这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他还说：目前阶段的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他特别强调：“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

（三）动员准备，秣马厉兵。

瓦窑堡会议之后，为确保东征胜利，中共中央和陕甘苏区党、政、军、民全面展开了东征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一，统一领导，分工负责。为加强红军东征的组织领导，1936年1月17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会议决定，彭德怀、张浩到政治局工作；政治局及其主要领导成员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张浩、凯丰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可参加会议。会议还决定成立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由李富春、罗迈、凯丰、张浩、王观澜、刘晓、冯雪峰等11人组成，随军行动，进行宣传发动群众、筹集经费、扩大红军、开辟根据地的工作。1月30日，毛泽东又在延长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东征的行动路线和战略方针，部署了兵力，调整了干部。1月31日，军委在延长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了 “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会议还着重强调了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和扩大红军两项战略任务。会议正式将整编后的东征红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其指挥机关及其领导是：

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部长黄克诚，宣传部长陆定一 ，   敌工部长李涛，民运部长刘晓，供给部长叶季壮，兵站站长杨立三。下辖3支主力部队：一支是红一军团。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朱瑞为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其他负责人还有罗荣桓、邓小平。红一军团下辖第一、第二、第四等3个师，每个师辖3个团。一支是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周士第为参谋长，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陈奇涵为副参谋长，冯文彬为政治部副主任。红十五军团下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等3个师，每个师辖3个团(八十一师辖2个团)。另一支是红二十八军，刘志丹为军长，宋任穷为政委，唐延杰为参谋长，伍晋南为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团。还有黄河游击师。全部参加东征的红军共约1.3万人。

第二，政治动员，统一思想。瓦窑堡会议确定了红军东征的战略决策，对红军发展的主要方向应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绥远等省的战略方向已经确立，针对不少人对东征山西到底是否妥当仍心存疑虑，为了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所制订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策略，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一系列细致的政治思想动员工作，进一步统一红军将领对东征的认识，提高贯彻中央军事战略方针的自觉性。毛泽东在不同场合 ，通过致电、写信、个别交谈和召开会议多次阐述，毛泽东指出，为了保卫陕甘根据地，红军东征是“以发展求巩固”的唯一正确抉择。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东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去。他说：红军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军事上是可能的，要下大力经营山西，这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他还说：目前阶段的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他特别强调：“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

2月17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再次强调：“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  2月18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古峪村召集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进一步作动员，阐述了东征的三大任务：一是到外线打击阎锡山，并调动晋军4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周恩来在起草《东征胜利与我们》的报告提纲中，再次重申了东征的三大任务：“一、巩固地发展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二、大量消灭阻拦我抗日的敌军，扩大红军；三、力求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准备与日本侵略者作战。”    张闻天于2月20日作了《论红一方面军的东征》的动员报告，指出“东征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实现抗日主张所必须采取的行动。发动与组织全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援助与响应全中国首先是华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是红一方面军的中心任务。”

2月上旬，为“使整个部队从首长以至战斗员、事务人员都能了解这些策略和执行与以前不同的政治工作方法和方式，以保障每个任务的完成”。红军东征各部陆续集中于延川县的永坪镇和延长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总政治部连续举办了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对所有参加东征的干部集中进行培训，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行东征的政治动员和政策教育。动员工作既充分发扬党内军内民主．集思广益，又保证了东征作战的方针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2月中旬，毛泽东又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进一步作了东征的政治思想动员。各军团召开誓师大会，使全军上下任务明确，斗志昂扬，增强了胜利信心。

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为保证东征的全面胜利，东征前夕党中央对红军东征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施行要求。红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东进抗日行军中政治工作的指示》。各部队据此在指战员中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和教育。

2月4日，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分别签发了《东征部队政治工作训令》和《关于东征中地方工作的指示》，确定东征的“基本任务是：给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以迎头痛击，发动山西广大民众抗日运动与抗日战争，援助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消灭卖国贼阎锡山，扫清抗日道路”。“红军的责任是实行党的新策略，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密切联系起来。”同时，特别要求在地方工作中必须遵循三条基本方针：“一要把抗日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联合起来”；“二要在这些地方创造苏区，建立模范抗日的根据地”；“三要揭破敌人的欺骗与争取广大群众，使一切地方工作适合于党的新策略”。

2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相继发布了《东征中敌军政治攻势的指示》、《东征中肃反工作的训令》、《关于东征行动中的纪律问题》以及各种具体规定。

在此期间，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先后下达《东征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训令》、《关于东征中地方工作的指示》、《东征中对敌政治工作之指示》、《关于处理公共机关的决定》等文件。这些文件阐述了东征作战的意义和胜利条件，规定了对敌军、对战区地方工作的有关政策。

2月10日，毛泽东向红一军团发出电报，要求红军“政治上解释新策略，着重于对俘虏、对商人、对富农、对小地主”。并询问广大指战员对中央的策略和东征的具体政策了解如何？要使大家深刻领会，正确执行。  

为了加深红军指战员对中央各项新政策、新规定的理解，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此期间还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战前动员和督促检查。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政治动员工作，使红军指战员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中央新策略的正确性，坚定了渡河东征的必胜信心。

2月17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东往宣言》。

第三，扩充兵力，巩固后方。为了确保红军东征部队顺利东渡，减少后顾之忧，有一个巩固的后方。中央军委在陕甘苏区加紧部署扩大红军的工作。通过在陕甘苏区开展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充实扩大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截至1936年1月，有5000余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另有700余各伤病员出院归队，184名军校毕业生分配到部队，争取了2000多名俘虏兵参加红军，主力红军增加到1.27万人。苏区地方武装同样也得到扩大。1935年12月正式组建了第二十八军，辖3个团，1200余人；组建第二十九军，暂编2个团。由阎红彦负责组建黄河游击师，随一方面军东征。还扩大和新建了6个独立营、10个基干游击队。并积极扩充苏区各地方游击队。要求陕、甘两省所属的6个军区至少要有一个基干队、几个游击队及若干小组，担任后方留守，以打击从南北两面进犯之敌，保卫陕甘根据地。从而增强保卫苏区与东征山西的力量。

与此同时，为减轻陕甘根据地的压力，党中央继续加强对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1935年12月中旬，党中央派遣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携毛泽东、彭德怀的亲笔信前往西安会见杨虎城。之后，双方达成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做抗日准备工作”等项协议。1936年1月初，我党又通过释放在直罗镇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与张学良将军对话。1月16日，高福源回到瓦窑堡，向李克农转达了张学良将军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会谈的意图。1 9日，中共谈判代表李克农抵达洛川，先后两次与张学良面谈，张表示双方可各守原防，恢复通商。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及红军高级将领二十余人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红军愿同他们停战，联合抗日。经过我党的努力。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压力有所减轻，为顺利东渡创造了条件。

第四、多方准备，保障渡河。红军东征作战成败的关键是能否越过黄河天险，突破阎锡山军队的黄河防线。红军领导人最初曾设想利用黄河结冰期从冰上渡河，但由于天气转暖．部分河水开始解冰，且考虑东渡后同西岸的交通联络和准备必要的回渡，于是决定在河面较窄、地形较隐蔽的延水关至福禄坪地段上实施偷渡，偷渡不成则改为强渡。

在决策东征后，党中央已部署各级党组织对黄河沿岸地区展开多方面的调查摸底。1935年12月下旬开始，阎红彦和毛泽民派当地党组织黄石山等同志，利用各种关系，对晋军沿河各渡口布防情况进行摸排，为渡河搜集提供许多情报。

延长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彭德怀立即发出在沿河侦察敌情的指示。彭德怀为了摸清敌情，亲自携电台深入无定河上下游几十里的黄河沿岸，花了7个昼夜的功夫，详细侦察敌情。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也先后率先头部队的指挥员到达黄河西岸的河西、延水关实地侦察。这样一来，不仅了解到晋军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置，而且掌握了其纵深布防情况。根据各个部队侦察情况分析，最后确定了渡河突破口。

2月11日，毛泽东、彭德怀又电令各军团长和军团各一先头师师长、各一先头团团长到河口一带察看地形。渡河部队的各级指挥员经过反复实地侦察，较为详细地掌握了渡河点附近及突破点的敌情、地形等情况。

在此基础上，各军团都以强渡黄河的战术技术为重点进行了紧张艰苦的临战训练，提高了渡河战斗的战术和技术水平。为了隐蔽战役意图，东征红军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为保障渡河时的指挥顺畅，行动有序，在各军团起渡点上均设立了渡河司令部，负责指挥调动。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央决定周恩来全面负责东渡黄河的后勤准备工作，张浩、戴季英、毛泽民、阎红彦等协助周恩来工作。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征调、训练水手，组织水手工会，日夜赶造船只；第二件事是在沿途设立兵站，运输粮食、军需物资和伤病员；第三件事是成立运输队，把后方的军需物资运到前方，把前方的战利品运回后方。此外，还发动妇女赶制冬装鞋袜，圆满地完成了东征的后勤准备工作。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签发的《四十天准备行动计划》和周恩来拟定的《第一步行动计划中的后方工作计划》，前方后方大力收集各种造船材料，征调造船和划船工人300名，加速制造渡河器材。截至1936年2月上旬，制成木船4只和羊皮筏子100只，陆续运往沿河集结地域，又选调100名船工准备随军行动。经过近两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至1936年2月中旬完成了东征作战的各项准备，为夺取东征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月17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东往宣言》，正式开启红军东征战略的序幕，东征红军进入临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