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和东征－－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行动

　 许世峰

摘要：红军长征完成了革命中心的转移，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而后进行了东征战役，两者的目标均是北上抗日，战略一脉相承，对于实现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实现都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红军长征 红军东征 北上抗日

1927年爆发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独立领导革命，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江南大地上不断发展壮大。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率领以红军主力改编的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战场，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纵观中国工农红军从江南革命根据地走向华北抗日战场的历程，红军长征和红军东征对于实现北上抗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红军长征完成了革命中心的转移，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这一紧邻抗日前线的地缘战略位置，成为中国革命战争新的可靠战略依托和新的斗争的出发阵地。东征战役，对于实现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实现都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一、红军长征的明确目标是北上抗日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层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在民族危难关头，中共最先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发表宣言，提出“发动群众斗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1932年，周恩来在《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指出：目前革命的中心任务是要“以民族革命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同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作战……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4年7月，中共中央命令红七军团进军赣东北，与红10军会合，组红十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北进发，即表明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决心。可见，中共在长征前就把“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和“争取对日作战”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而此时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推行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对红军“围剿”的反动方针，阻挠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加重了民族危机。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不得已把粉碎国民党的“围剿”放在了第一位。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另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军长征，是在国内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二者地位又渐趋转化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虽是被迫仓促进行的另求生路之举，但同时并未放弃对日作战的有利时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一直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列，北上抗日是其明确的目标。纵观长征全过程，党和红军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一是如何求生存，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二是如何求发展，即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打通北上抗日的道路。

以北上抗日为目标，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八万余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同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他们在出发宣言中庄严宣告：“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奉了我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发抗日”。这支仅有3000余人的部队，横穿河南、陕西，由于国民党一再阻拦，最终到达了陕北，成为胜利结束长征的第一支红军。

长征初期，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领导，红军遭受到了很大挫折。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解决了组织、军事、路线问题，“北上抗日”进一步成为全党和全军的明确目标。

长征途中出现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与之斗争中，中共中央也一直以“北上抗日”为理由对其进行劝说。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全面分析形势，确定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战争的目标。张国焘企图另立党中央，反对中央红军北上方针，中共中央召开沙窝、毛儿盖等重要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一再强调北上方针的正确性，耐心地向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张国焘一意孤行，坚持南下，在危急的情况下，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在实践中，张国焘南下方针完全失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改编）于1936年7月会师，并肩北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中国革命大本营从江南向西北转移的完全实现，主力红军开进到抗日前线，党和红军的发展有了新的有利条件，革命的新局面随即开始。

1935年长征途中，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华的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通观全局，从实际出发，把长征与抗日联系起来，适时进行了战略任务的转换。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中国宣言》，号召全国民众“拥护与参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战争”，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军事战略上，党中央明确提出，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下，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根据地的基础上。此后，红军进行了东征战役。

二、红军东征的战略意图是北上抗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但革命形势仍很严峻，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内有蒋介石布署的十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新围剿，加之陕北人稀民穷，党和红军的发展需要作出新的抉择，毛泽东深刻分析急剧变化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以及华北、西北各地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有利因素，高瞻远瞩地作出红军东征的战略决策，把红军新的发展方向与北上抗日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共的抗日决心，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打通抗日路线”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也是东征的直接目的。1936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的革命》中指出东征的目的“……响应全国抗日运动……同日本直接开火。”

1936年2月，红一、红十五军团组成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开始了为期两个半月的东征战役。党和红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担负起了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实质性地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从而完成了长征战略任务的转换，红军东征的第二天发表的《东征宣言》中，主张“立即召开全国抗日救国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表达了团结合作一致抗日的迫切愿望。3月，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又强调指出：“一切爱国志士……共同进行民族革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红军东征，引起了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5月5日，介于蒋介石调集重兵入晋，企图把红军消灭在山西境内；日本帝国主义借“防共”增兵华北，妄图趁火打劫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慎重选择，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示“我军愿与在一个月内与所有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停战抗日之目的。”红军为了团结抗日而回师陕北的正义之举，避免了亲痛敌快的大规模内战。东征期间，中共中央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以抗日救国为旗帜，不仅同阻拦红军北上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在战场上展开直接较量，同时在战场外，对国民党展开政治攻势，宣传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对山西广大民众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东征“决不是单纯的打仗……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重大任务”。

山西是东征的方向，阎锡山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采取了诸多的防共反共措施，东征红军一夜间突破了阎锡山自认为是固若金汤的黄河封锁线，挺进山西，连战连捷，在军事上给阎军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东征所掀起的抗日浪潮也猛烈地震憾着阎锡山的专制统治。东征期间，蒋介石借阎求援之机派15万中央军入晋；在阻拦消灭红军的同时，更欲趁机打破山西这个独立王国，日本借“防共”旗号增兵华北，加紧进犯晋、蒙、绥，直接威胁到阎锡山领地的“安全”，致使阎锡山陷入“蒋阎矛盾”、“阎共矛盾”、“阎日矛盾”三对矛盾中。中共适时坚持开展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希望他以抗日救国的民族利益为重，开通中共北上抗日的通道。在严重形势面前，阎锡山逐步认识到了蒋、日对山西的威胁和中共抗日的诚意，联共抗日的态度开始明朗化，在军事上停止了对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进攻，并通过张学良向中共表示“愿与中共直接联系”。以东征为契机，中国共产党与阎开始形成合作关系。1936年秋，阎锡山率先在全国提出“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同年8月，又提出“抗日图存”；9月，批准成立由进步知识分子发起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实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从而为红军实现“北上抗日”的目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外，中共还持续展开对张学良、杨虎诚的统战工作。1936年3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表示愿酝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3月5日，红军同西北军（十七路军）签署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秘密协定，在西北地区，出现了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新局面，部分地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中共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一再主张和切实行动威慑和感召了地方实力派，促进了“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蒋抗日”而发动的西安事变就与之有密切联系。东征战役开始后，中共坚定不移的以抗日救国为己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山西打破了阎锡山长期欺骗性宣传所形成的紧张反共氛围。东征红军大搞“宣传战”，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从而使党的抗日救国政策逐渐被老百姓接受，在山西形成抗日救国的浩荡声势，为后来在山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正如当年亲历东征的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所说：“作为抗日战争的前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序幕，红军东征将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载入中华民族的历史革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