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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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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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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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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2月至5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进行了著名的东征战役。正处在中国革命的转变过程中的东征战役，决不仅仅是单纯的国内革命战争，它对确立我党在民主革命战争中的主导地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实现都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是迈出中国红军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重要一步。
一、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华步伐加快，民族危亡是当时时局最基本的特点。而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反动政策，使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肩上。
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国共合作关系破裂，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国共十年对峙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为“心腹之患”，从1930年至1933年，连续发动了五次“围剿”红军的战争，而当时时局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正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当中。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后就制定了以征服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1927年的“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明确表示要将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与中国本土区别看待，实际上是要将东北和内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由日本占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日寇侵华步伐加快，疯狂扩军备战。1935年为侵占华北而制造了“华北事变”。同年，日军入关，驻扎天津、北平，以武力相威胁，逼使国民政府达成了丧失河北、察哈尔主权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进而又策划了河北、山西、绥远、察哈 尔的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至此，日本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并未满足，1935年11月又提出了新的条件：①华北五省经济的独立；②停止全中国的一切反日运动；③集中中日两国全力来进攻中国的苏维埃革命，特别是西北的苏维埃与工农红军。④承认“满洲国”与中日满三国的亲密合作等等（《东征研究》）。事实证明，日本对中国的领土垂涎已久，日本要将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野心昭然于世，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视民族危亡于不顾，公然提出：“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众书》）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蒋介石在1933年4月对剿共军高级将领训词中强调“我们要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国命令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移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显而易见，南京国民政府对外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对内则禁止中国人民组织抗日团体，发表抗日言论，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对要求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红军调兵遣将，全力围剿。1935年11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亲任总指挥，企图一举歼灭红军。
在国内形势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旗帜，率先提出时行民族革命战争。1931年9月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宣言》中响亮地提出“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打击”的口号。“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运动，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士兵进行民族革命战争”。1932年春，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组织与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随后，周恩来在《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指出：目前革命的中心任务是要“以民族革命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同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作战，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独立。”由此看出，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就已经把“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和红军“准备对日作战”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然而，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根本不允许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中共不得已把粉碎国民党的“围剿”放在了第一位，但同时并未放弃争取对日作战的有利时机。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中国宣言》，号召全国民众“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战争”。
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周围驻扎有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新形式，为了推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早日展开，陆续改变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策略。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革命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转折时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作出了东征决策，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规定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在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确定红一方面军应把自己的行动部署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现有苏区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同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瓦窑堡会议重点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重新唤醒了全中国人民。懂得了亡国灭种大祸临头，掀起新的民族革命高潮……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1936年1月2日，召开布置东征战役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发言指出“政治形势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党的任务是团结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总而言之，坚持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和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的国内战争，是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的任务”。中共中央为“直接对日作战”、在民展中求巩固“而进行了东征战役。东征的目的之一即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不，以东片为契机，中国革命开始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
二、红军东征战役的具体实施，是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相结合的典范和具体实践，中共采取军事打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策略灵活运用相结合的方针，形成全民族的抗日高潮，推动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
中国共产党在东征战役中，采取军事打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策略，灵活运用相结合的方针，努力争取西北军、东北军和山西的晋绥军，甚至包括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全民族的抗日高潮，推动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红军东征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打通抗日通道，1935年11月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党员代表大会上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提出把“巩固苏区同积蓄抗日的力量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奠定了渡河东征的指导思想。1936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的革命》中指出了东征的目的：“……打倒阎响应全国抗日运动，打倒阎好同日本直接开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快些赶出中国去。”在红军渡河东征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东征宣言》，主张“立即召开全国抗日救国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开始实施抗日战争的具体步骤。同年3月，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也指出了“一切爱国志士……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主张停业内战，一致对日”。这说明红军东征是为了尽早结束国共内战，以开创民族革命战争的新局面，红军东征期间，也忠实地实践了这些文告的宗旨。
东征战役，不仅是红军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在战场上的直接较量，同时也是战场外诸多因素综合权衡，毛泽东曾指出，东征“决不是单纯的打战，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东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加大抗日宣传的力度，极大地教育了人民群众，同时也教育了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官兵，为全国抗日风潮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尤其突出的是灵活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争取全国各阶层。用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同年年底的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策略方针。中国共产党员以统一战线政策作为武器，在战场外同国民党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通了与西北军、东北军的关系，努力争取到了山西的阎锡山，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中的部分人士，也开始倾向于“联共抗日”。
1、东征促成西北大联合，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初步实践。
当时，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被蒋介石布置在“剿共”第一线的西北，他们与红军作战接连失利，士兵厌战情绪高涨，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成为广大东北官兵的强烈愿望，中共适时地展开了对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1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联合签署《为告进攻陕甘苏区与红军的各部白军官长及士兵兄弟宣言书》，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同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红军愿同他们停战，联合抗日，中共随即派出代表与西北军和东北军多方接触、谈判。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接受张学良将军“逼蒋抗日”的建议，由以前的“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进一步扩大了统战范围。这一政策的重大改变，不仅围绕了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而且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及地方实力派的广泛支持，在西北地区，蒋介石的“剿匪”命令失灵，中国共产党同西北军、东北军先后达成停战协定，红军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关系开始形成，出现联合抗日的新局面。红军东征所促成的西北大联合，说明局部内战结束，西北地区初步完成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折，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2、红军东征开辟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具体实践。
红军东征不仅赢得与西北军、东北军联合抗日的局面，与此同时，在山西与阎锡山统领的晋绥军也形成了合作抗日的关系。东征红军在一夜间突破了被阎锡山自认为是固若金汤的黄河封锁线，挺进山西，连战连捷，给予阎军以沉重打击。当时的山西，有阎锡山在红军东征期间的向蒋介石求援的15万中央军“赖在山西不走”，企图乘机削弱阎锡山势力。同时，还有日本借“防共”旗号在华北的增兵正加紧进犯晋、蒙、绥，直接威胁到阎锡山领地的“安全”；再加之东征红军的军事打击和抗日宣传所产生的政治影响，阎锡山处于“蒋阎矛盾”、“阎共矛盾”、“阎日矛盾”三对矛盾的漩涡中，阎锡山的何去何从，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是否能扩大。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用统一战线这一重要策略来争取阎锡山。东征后，毛泽东曾托郭登瀛（晋军第三九二团团长，被红军虏俘后释放），带信给阎，信中指出：“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筹终有觉悟一日……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晋军展开军事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辅之以统战工作，阎锡山对中共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表示“愿与红军接洽，愿与中共直接联系”，晋军在军事上停止了对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进攻，在政治上成立了由进步知识分子发起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被“赤化”，形成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中国共产党实质上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的结合，实践了瓦窑堡会议提出的“将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的战略方针。
3、红军东征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政策的转复。
红军为了争取早日开赴抗日前线，对顽固不化的蒋介石也开展了统战工作。中共在东征前实行的是“反蒋抗日”的策略，东征期间在红军受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展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事实上，蒋介石寻当时日本要吞并中国的野心也有较清醒的认识。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开始了分化，出现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蒋介石迫于国内压力，一方面继续“剿共”，一方面也有抗日的言词。他也试着通过各种渠道打通同中共的关系。红军东征前，南京政府通过宋庆龄找到以牧师身份活动的中共党员董健吾，并由他把南京政府的信带到瓦窑堡，中共对此表示积极的态度，回信同意谈判。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宏毅提出了强迫国民党政府承认包括“满洲国”在内的“广田三原则”，南京政府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不予接受。蒋介石曾对此表示：“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也就是说，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要“保持领土主权完整”，不能承认“满洲国”的协定，如果有人强迫签订，“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并不可能因国难的深重而没有根本改变，仍旧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中共不计前嫌，1936年5月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红军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停战抗日之目的。”（《六大以来》上）在通电中，我党主动放弃“卖国贼”的称呼，把蒋介石也纳入了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队伍中，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等同起来看是错误的。”并特别说明“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表明了中共结束内战，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诚意和决心。只因蒋介石的一意孤行，致使国共合作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真正开始拖延到了1937年后。但我们也不难看出，红军东征所产生的深远的政治影响，已把蒋介石逼到了孤家寡人的无援境地，国民党政府内外交困，失道寡助。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虽未放弃“剿灭”计划，但通过东征战役，面对中共强大的抗日宣传攻势，蒋介石为确保他的统治地位，对红军的态度有所缓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展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红军东征是为了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所采取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蒋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
三、东征红军的回师西渡，是服从“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战略方针需要的积极行动，在其影响下，西安事变爆发，内战基本结束，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为起点，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全面展开。
红军在山西历时75天，为了避免内战的扩大，保存抗日国防力量，于1936年5月5日发布回师通电，西渡黄河，回师陕北。红军为抗日而回师的义举，进一步推动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
红军东征，引起了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红军虽然在西北形成了大联合，在山西与阎锡山也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共识，但内战扩大的态势也迫在眉捷。红军东征在山西的连战连捷，损失了阎锡山军队几乎1/5，这使阎锡山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主动电蒋求援，这正中蒋介石介入山西的意图，立即以7个师10万之众，分南北两路借“援晋之名进入山西，阎锡山有了蒋介石壮胆，也派了五个师又二个旅的兵力向西压来，而驻地以西的国民党部队也沿河北上，捣乱红军后方，继续围剿红军”。调兵遣将的同时，在太原成立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总指挥部，企图把红军消灭在山西境内。内战扩大的态势，与红军东征“把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相结合”的战略方针相悖。同时，红军东征极大地震惊了日本帝国主义，急呼：“红军入晋，非同小可，红军不独武装齐全，而且士卒用命，纪律严明，勇敢善战，晋军屡为所挫，实使人有特别注意之必要。”红军东征引起了日本朝野上下极度的恐慌和不满，频繁活动，谋筹对策，布置“防共”事宜，侦察红军东征战况，1936年2月26日，日新派驻华大使用田八郎发表谈话，称日方的“广田三原则”，“其中唯合力防共最为重要”。3月12日，日本在华北召开各武官会议，策划成立华北地方实力派的“反共”军事同盟；3月20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多田少将，公然发出武力威胁，称“日方诚难坐视赤化势力之进入华北”；日军方首脑部声言日军要“发动自卫”。4月18日，日本借“防共”旗号增兵华北，将驻华日军兵力增加到现有兵力的三倍；4月26日，日军方再次召开华北武官会议，以“防共”问题为核心，议定实施“中日防共”新阴谋，并唆使冀察政委会派军到冀察晋交界地防堵红军，妄图趁火打劫。日本法西斯策动华北“中日防共”新阴谋的出笼，使华北危机更加复杂化，“国内战争”与“民族危机”交织在了一起。面对新出现的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慎重选择，认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中共以国家利益为重，主动停战西渡，回师陕北，这一正义之举，震惊国内外，避免了亲痛敌快的大规模内战，威慑和感召了地方实力派。1936年6月发生的陈济深、李宗仁等实力派人物逼请国民党中央而发动的“两广事件”就是例证。同时，也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促进了“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也教育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才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1936年5月下旬，成立各界救国会，完成了各阶层在抗日口号下的大团结，全民族抗日风潮云涌。
回师西渡也使日本策动华北“独立”、“自治”阴谋的破产，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吞并华北的本质，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遭到全国各阶层更强烈的抵制和反对，也打破了某些人以妥协屈辱求存图和的幻想，使华北和全国人民群众深刻感到华北危机的严重性和中华民族的危亡感，这极大地有利于各种政治力量团结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由此可见，红军回师陕北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东征战略方针的实现。
为抗日而东征，为团结而回师陕北的东征战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此后，全国掀起抗日高潮，蒋介石处于孤立抚援境地，在东征期间接受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杨虎城、张学良于1936年12月发动“兵谏”蒋介石抗日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起点。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八一三”事件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同年8月23日，蒋介石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谈话，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随后，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开赴了华北抗日前线。9月，国民党公布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最终形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革命完成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
红军东征，从战役上看是内战，从战略上看，是把国内战争推向民族革命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是贯彻党中央关于“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实践，是中华民族进行伟大抗日战争的前奏曲，是中国革命走向抗日高潮的里程碑。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以“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中国革命史》
《红军东征研究》山西党史院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1卷
《惊心运魄——毛泽东在1934—1936》叶心瑜著新华出版社
一、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华步伐加快，民族危亡是当时时局最基本的特点。而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反动政策，使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肩上。
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国共合作关系破裂，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国共十年对峙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为“心腹之患”，从1930年至1933年，连续发动了五次“围剿”红军的战争，而当时时局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正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当中。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后就制定了以征服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1927年的“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明确表示要将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与中国本土区别看待，实际上是要将东北和内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由日本占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日寇侵华步伐加快，疯狂扩军备战。1935年为侵占华北而制造了“华北事变”。同年，日军入关，驻扎天津、北平，以武力相威胁，逼使国民政府达成了丧失河北、察哈尔主权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进而又策划了河北、山西、绥远、察哈 尔的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至此，日本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并未满足，1935年11月又提出了新的条件：①华北五省经济的独立；②停止全中国的一切反日运动；③集中中日两国全力来进攻中国的苏维埃革命，特别是西北的苏维埃与工农红军。④承认“满洲国”与中日满三国的亲密合作等等（《东征研究》）。事实证明，日本对中国的领土垂涎已久，日本要将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野心昭然于世，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视民族危亡于不顾，公然提出：“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众书》）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蒋介石在1933年4月对剿共军高级将领训词中强调“我们要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国命令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移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显而易见，南京国民政府对外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对内则禁止中国人民组织抗日团体，发表抗日言论，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对要求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红军调兵遣将，全力围剿。1935年11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亲任总指挥，企图一举歼灭红军。
在国内形势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旗帜，率先提出时行民族革命战争。1931年9月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宣言》中响亮地提出“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打击”的口号。“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运动，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士兵进行民族革命战争”。1932年春，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组织与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随后，周恩来在《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指出：目前革命的中心任务是要“以民族革命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同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作战，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独立。”由此看出，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就已经把“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和红军“准备对日作战”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然而，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根本不允许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中共不得已把粉碎国民党的“围剿”放在了第一位，但同时并未放弃争取对日作战的有利时机。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中国宣言》，号召全国民众“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战争”。
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周围驻扎有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新形式，为了推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早日展开，陆续改变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策略。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革命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转折时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作出了东征决策，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规定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在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确定红一方面军应把自己的行动部署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现有苏区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同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瓦窑堡会议重点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重新唤醒了全中国人民。懂得了亡国灭种大祸临头，掀起新的民族革命高潮……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1936年1月2日，召开布置东征战役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发言指出“政治形势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党的任务是团结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总而言之，坚持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和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的国内战争，是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的任务”。中共中央为“直接对日作战”、在民展中求巩固“而进行了东征战役。东征的目的之一即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不，以东片为契机，中国革命开始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
二、红军东征战役的具体实施，是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相结合的典范和具体实践，中共采取军事打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策略灵活运用相结合的方针，形成全民族的抗日高潮，推动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
中国共产党在东征战役中，采取军事打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策略，灵活运用相结合的方针，努力争取西北军、东北军和山西的晋绥军，甚至包括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全民族的抗日高潮，推动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红军东征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打通抗日通道，1935年11月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党员代表大会上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提出把“巩固苏区同积蓄抗日的力量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奠定了渡河东征的指导思想。1936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的革命》中指出了东征的目的：“……打倒阎响应全国抗日运动，打倒阎好同日本直接开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快些赶出中国去。”在红军渡河东征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东征宣言》，主张“立即召开全国抗日救国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开始实施抗日战争的具体步骤。同年3月，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也指出了“一切爱国志士……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主张停业内战，一致对日”。这说明红军东征是为了尽早结束国共内战，以开创民族革命战争的新局面，红军东征期间，也忠实地实践了这些文告的宗旨。
东征战役，不仅是红军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在战场上的直接较量，同时也是战场外诸多因素综合权衡，毛泽东曾指出，东征“决不是单纯的打战，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东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加大抗日宣传的力度，极大地教育了人民群众，同时也教育了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官兵，为全国抗日风潮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尤其突出的是灵活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争取全国各阶层。用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同年年底的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策略方针。中国共产党员以统一战线政策作为武器，在战场外同国民党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通了与西北军、东北军的关系，努力争取到了山西的阎锡山，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中的部分人士，也开始倾向于“联共抗日”。
1、东征促成西北大联合，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初步实践。
当时，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被蒋介石布置在“剿共”第一线的西北，他们与红军作战接连失利，士兵厌战情绪高涨，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成为广大东北官兵的强烈愿望，中共适时地展开了对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1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联合签署《为告进攻陕甘苏区与红军的各部白军官长及士兵兄弟宣言书》，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同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红军愿同他们停战，联合抗日，中共随即派出代表与西北军和东北军多方接触、谈判。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接受张学良将军“逼蒋抗日”的建议，由以前的“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进一步扩大了统战范围。这一政策的重大改变，不仅围绕了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而且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及地方实力派的广泛支持，在西北地区，蒋介石的“剿匪”命令失灵，中国共产党同西北军、东北军先后达成停战协定，红军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关系开始形成，出现联合抗日的新局面。红军东征所促成的西北大联合，说明局部内战结束，西北地区初步完成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折，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2、红军东征开辟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具体实践。
红军东征不仅赢得与西北军、东北军联合抗日的局面，与此同时，在山西与阎锡山统领的晋绥军也形成了合作抗日的关系。东征红军在一夜间突破了被阎锡山自认为是固若金汤的黄河封锁线，挺进山西，连战连捷，给予阎军以沉重打击。当时的山西，有阎锡山在红军东征期间的向蒋介石求援的15万中央军“赖在山西不走”，企图乘机削弱阎锡山势力。同时，还有日本借“防共”旗号在华北的增兵正加紧进犯晋、蒙、绥，直接威胁到阎锡山领地的“安全”；再加之东征红军的军事打击和抗日宣传所产生的政治影响，阎锡山处于“蒋阎矛盾”、“阎共矛盾”、“阎日矛盾”三对矛盾的漩涡中，阎锡山的何去何从，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是否能扩大。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用统一战线这一重要策略来争取阎锡山。东征后，毛泽东曾托郭登瀛（晋军第三九二团团长，被红军虏俘后释放），带信给阎，信中指出：“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筹终有觉悟一日……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晋军展开军事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辅之以统战工作，阎锡山对中共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表示“愿与红军接洽，愿与中共直接联系”，晋军在军事上停止了对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进攻，在政治上成立了由进步知识分子发起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被“赤化”，形成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中国共产党实质上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的结合，实践了瓦窑堡会议提出的“将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的战略方针。
3、红军东征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政策的转复。
红军为了争取早日开赴抗日前线，对顽固不化的蒋介石也开展了统战工作。中共在东征前实行的是“反蒋抗日”的策略，东征期间在红军受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展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事实上，蒋介石寻当时日本要吞并中国的野心也有较清醒的认识。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开始了分化，出现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蒋介石迫于国内压力，一方面继续“剿共”，一方面也有抗日的言词。他也试着通过各种渠道打通同中共的关系。红军东征前，南京政府通过宋庆龄找到以牧师身份活动的中共党员董健吾，并由他把南京政府的信带到瓦窑堡，中共对此表示积极的态度，回信同意谈判。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宏毅提出了强迫国民党政府承认包括“满洲国”在内的“广田三原则”，南京政府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不予接受。蒋介石曾对此表示：“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也就是说，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要“保持领土主权完整”，不能承认“满洲国”的协定，如果有人强迫签订，“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并不可能因国难的深重而没有根本改变，仍旧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中共不计前嫌，1936年5月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红军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停战抗日之目的。”（《六大以来》上）在通电中，我党主动放弃“卖国贼”的称呼，把蒋介石也纳入了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队伍中，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等同起来看是错误的。”并特别说明“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表明了中共结束内战，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诚意和决心。只因蒋介石的一意孤行，致使国共合作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真正开始拖延到了1937年后。但我们也不难看出，红军东征所产生的深远的政治影响，已把蒋介石逼到了孤家寡人的无援境地，国民党政府内外交困，失道寡助。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虽未放弃“剿灭”计划，但通过东征战役，面对中共强大的抗日宣传攻势，蒋介石为确保他的统治地位，对红军的态度有所缓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展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红军东征是为了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所采取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蒋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
三、东征红军的回师西渡，是服从“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战略方针需要的积极行动，在其影响下，西安事变爆发，内战基本结束，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为起点，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全面展开。
红军在山西历时75天，为了避免内战的扩大，保存抗日国防力量，于1936年5月5日发布回师通电，西渡黄河，回师陕北。红军为抗日而回师的义举，进一步推动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
红军东征，引起了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红军虽然在西北形成了大联合，在山西与阎锡山也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共识，但内战扩大的态势也迫在眉捷。红军东征在山西的连战连捷，损失了阎锡山军队几乎1/5，这使阎锡山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主动电蒋求援，这正中蒋介石介入山西的意图，立即以7个师10万之众，分南北两路借“援晋之名进入山西，阎锡山有了蒋介石壮胆，也派了五个师又二个旅的兵力向西压来，而驻地以西的国民党部队也沿河北上，捣乱红军后方，继续围剿红军”。调兵遣将的同时，在太原成立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总指挥部，企图把红军消灭在山西境内。内战扩大的态势，与红军东征“把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相结合”的战略方针相悖。同时，红军东征极大地震惊了日本帝国主义，急呼：“红军入晋，非同小可，红军不独武装齐全，而且士卒用命，纪律严明，勇敢善战，晋军屡为所挫，实使人有特别注意之必要。”红军东征引起了日本朝野上下极度的恐慌和不满，频繁活动，谋筹对策，布置“防共”事宜，侦察红军东征战况，1936年2月26日，日新派驻华大使用田八郎发表谈话，称日方的“广田三原则”，“其中唯合力防共最为重要”。3月12日，日本在华北召开各武官会议，策划成立华北地方实力派的“反共”军事同盟；3月20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多田少将，公然发出武力威胁，称“日方诚难坐视赤化势力之进入华北”；日军方首脑部声言日军要“发动自卫”。4月18日，日本借“防共”旗号增兵华北，将驻华日军兵力增加到现有兵力的三倍；4月26日，日军方再次召开华北武官会议，以“防共”问题为核心，议定实施“中日防共”新阴谋，并唆使冀察政委会派军到冀察晋交界地防堵红军，妄图趁火打劫。日本法西斯策动华北“中日防共”新阴谋的出笼，使华北危机更加复杂化，“国内战争”与“民族危机”交织在了一起。面对新出现的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慎重选择，认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中共以国家利益为重，主动停战西渡，回师陕北，这一正义之举，震惊国内外，避免了亲痛敌快的大规模内战，威慑和感召了地方实力派。1936年6月发生的陈济深、李宗仁等实力派人物逼请国民党中央而发动的“两广事件”就是例证。同时，也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促进了“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也教育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才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1936年5月下旬，成立各界救国会，完成了各阶层在抗日口号下的大团结，全民族抗日风潮云涌。
回师西渡也使日本策动华北“独立”、“自治”阴谋的破产，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吞并华北的本质，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遭到全国各阶层更强烈的抵制和反对，也打破了某些人以妥协屈辱求存图和的幻想，使华北和全国人民群众深刻感到华北危机的严重性和中华民族的危亡感，这极大地有利于各种政治力量团结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由此可见，红军回师陕北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东征战略方针的实现。
为抗日而东征，为团结而回师陕北的东征战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此后，全国掀起抗日高潮，蒋介石处于孤立抚援境地，在东征期间接受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杨虎城、张学良于1936年12月发动“兵谏”蒋介石抗日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起点。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八一三”事件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同年8月23日，蒋介石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谈话，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随后，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开赴了华北抗日前线。9月，国民党公布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最终形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革命完成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
红军东征，从战役上看是内战，从战略上看，是把国内战争推向民族革命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是贯彻党中央关于“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实践，是中华民族进行伟大抗日战争的前奏曲，是中国革命走向抗日高潮的里程碑。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以“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中国革命史》
《红军东征研究》山西党史院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1卷
《惊心运魄——毛泽东在1934—1936》叶心瑜著新华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