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对促进与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深远影响

                      红军东征纪念馆——郑晓宏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瓦窑堡会议后，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对日作战，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整编后命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毅然挺进山西，开始了东征战役，东征红军在山西历时75天．转战50余县，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5月5日东征红军胜利回师陕北。

    不足三个月的红军东征，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首先，在经济上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得到物力和财力的补充。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后，打土豪，没收官僚资本，筹款30万银元，再加上物资，合计约50万元。部分解决了陕北根据地的困难。其次，在军事上沉重打击了蒋、阎军，巩固了陕北根据地，壮大了红军力量。东征红军进人山西后．重创拥有10万重兵的阎锡山的晋绥军，共歼灭敌军7个团．俘虏敌官兵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枝．火炮20余门，迫使阎锡山将其调到河西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四个旅调回了河东，蒋介石也把部署于陕南与河南的10师之众驰援山西。从而粉碎了敌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压力，为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创造了条件。同时，在东征途中，有约8000名热血青年相继加入到红军队伍中来，壮大了红军力量。

    红军东征在取得辉煌成果的同时．也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东征红军抗日讨逆，唤醒民众，建立党组织，遍撒革命火种，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促成了山西乃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拉开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序幕，毛泽东在渡河前的政治总动员时指出：“我军渡河东征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打通一条北上抗日的道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东征开始后，我党派代表同张学良、杨虎城会谈，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秘密协定，形成了事实上的陕北停战，对山西的阎锡山采取军事和政治的两手斗争策略．并采取先武后文的策略，迫使阎锡山政治态度发生转变，在山西形成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5月5日中共通过发表《回师通电》，我党政治策略有了重大改变，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红军东征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东征促成西北大联合，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初步尝试

张学良、杨虎城都是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他们所率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被蒋介石推向西北反共第一线，命其以西安为据点，由南向北“进剿”陕北革命根据地。东北军、西北军与蒋介石素来有矛盾，再加之与红军作战接连失利，深感与红军打下去前途未卜。因此，对蒋介石“反共内战”的政策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自“九一八”事件后，背上了卖国的罪名，尝尽离乡背井之苦，直罗镇战役中又被红军消灭近三个师后，更添厌恶内战情绪，强烈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已成为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强烈愿望，多年背上“不抵抗将军”罪名的张学良将军更是如此。面对此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在东征前就开始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1935年秋，杨虎城曾与南汉宸(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秘密会见，表示赞同中共《八一宣言》中的抗日主张；1935年11月中旬，党中央派遣汪锋(红二十六军政委)携毛泽东、彭德怀亲善信前往西安会见杨虎城，双方达成“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来往，做抗日准备工作”等项秘密协定。从此，杨部停止了对陕甘苏区的进攻．并和红军建立友好统战关系。1936年1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聂荣臻、徐海东等红军领导人联合签署《为告进攻陕甘苏区与红军的各部自军官长及士兵兄弟宣言书》，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同时，中共又通过高福源(在直罗镇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与张学良对话，随后，中共又派李克农为谈判代表抵达洛川，先后两次与张学良面谈。张学良表示双方可各守原防，并取得停战、通商、红军派代表到西安等口头协议。这样，基本结束了东北军、西北军对根据地的军事行动，为红军东征解除后顾之忧。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及红军高级将领20余人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红军愿意停战，联合抗日，表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并进一步提出“愿意首先与东北军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国人民的抗日先锋”。东征开始后，中共继续争取张、杨的工作，并取得突破性进展。1936年3月20 13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前线举行会议，会议的其中一项议题即同张、杨的谈判问题。周恩来在会上再次重申要正确应用统一战线，并把上层和下层配合起来进行。继3月4日李克农与张学良会谈后，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于4月9日在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表示愿酝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时指出，对蒋介石有争取与其合作的可能，逼蒋走上抗日的道路。4月13日，刘鼎(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再返东北军去张学良处工作，张学良曾谈到“逼蒋抗日”的问题。中共根据张学良的建议，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这样，不仅可以团结张、杨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同时也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与此同时，3月5日红军同西北军(十七路军)签署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秘密协议，在西北地区，出现r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新局面。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初步实践，为红军胜利渡河东征创造了良好条件。东征结束后，党中央派叶剑英到西安协助张、杨工作，9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10月下旬，蒋介石来西安督战．威逼张、杨执行“剿共”计划。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都遭无理训斥。12月12日，张、杨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致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这样．国内和平团结的抗日局面形成，从而拉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序幕，国共开始再次走向合作。

二、红军东征开辟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具体实践

山西是阎锡山的统治区，阎锡山长期推行独裁统治，镇压革命力量，实行“愚民”政策。红军东征以前，阎锡山的思想以“亲日反共”为主线，对中共提出的“要求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地区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请求断然拒绝，并接受了蒋介石调晋军入陕“围剿”红军的命令，派孙楚(正太护路军司令）为“陕北剿匪前敌总指挥”，率晋军4个旅的兵力渡河入陕，同时，还在山西境内积极筹备防共事宜，利用黄河天险，在山西境内的北至河曲南至永济的河岸上，构筑起连绵不断的碉堡线，阻拦红军，妄图置中共和红军于死地，以“永绝后患”阎锡山还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采取了许多防共反共措施。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处境困难，长征到陕北后，被国民党军继续“围剿”，陕甘根据地周围敌军云集，驻扎有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大军，红军要解决生存问题，保住仅存的陕北革命根据地，需通过军事斗争进而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向西、向北均受恶劣自然条件的限制，向南又为避免与东北军、西北军正面冲突，只能向东——在山西寻求发展。“一切找阎锡山要去，在山西有了立脚点，再向东打日本就好办了”。红军渡河东征，不可避免地要和阎锡山发生冲突。1936年2月20日，红军突破了阎锡山自认为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进入山西，一路连战连捷，所向披靡，阎被迫向蒋介石求援，蒋乘机派15万中央军进入山西。红军回师西渡后，蒋介石的军队却赖在山西不走，企图乘此机会削弱阎锡山的势力，进而伺机把阎锡山的势力排挤出山西，正如阎锡山所叹“蒋介石的军队赖在山西不走，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而此时的日本，借“防共”旗号增兵华北，加紧进犯晋、蒙、绥，直接威胁到了阎锡山领地的“安全”。因此，红军东征使阎锡山陷入了“蒋阎矛盾”、“阎共矛盾”、“阎日矛盾”三对矛盾的漩涡中，红军回师．使蒋阎矛盾进一步激化，阎锡山面临着鸠占鹊巢，被吃掉的危险，而红军东征所掀起的抗日浪潮也猛烈地震撼着他的专制统治；再加之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阎锡山感叹“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哪一颗也不能踩破”，但形势的变幻不容许他一味折中于三者之间和稀泥，必须作出选择。中共适时地对阎锡山采取统战工作，在军事斗争的同时，也采用政治斗争的策略，极力争取阎联共抗日。东征前，中共已开始了争取阎锡山的工作，193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派人向阎锡山送交上一封《建立抗日反蒋联合战线的建议书》，指出在目前民族危亡空前严重的时刻，任何偏安局面的支撑与保守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开展反蒋运动和反日运动．才是唯一出路，还指出．在停止进攻红军，相互援助等五项建议的基础上，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但中共的建议没有被执迷不悟的阎锡山采纳。东征期间，我党积极开展了争取晋军广大官兵和阎锡山的工作，1936年3月1日，毛泽东、彭德怀联合签发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指出“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中共中央还请著名爱国人士朱蕴山赴山西劝阎锡山放弃反共政策，联共抗日。郭登瀛(晋军第三九二团团长)被俘后，我军高级干部叶剑英、徐海东、程子华等亲自接见，多次谈话，反复给他讲述中共团结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也在康城(今属交口县)接见了郭登瀛，指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管这个党．那个社，那个军，这个部，那个会，都要搞统一战线”。还指出我军东进的三点要求：第一在绥远让十几个县，作为红军抗日根据地；如若不成，则来第二，即在雁北让红军一条路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第三，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共同抗日，共产党打第一线，打败日本后，民主选举成立联合政府。红军回师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再次接见郭登瀛，详尽阐明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希望他回山西劝说阎锡山“联共抗日”。5月15日，红军释放所俘虏晋军和郭登瀛，毛泽东托郭给阎锡山带去《征日通电》和亲笔信，信中指出“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同时，又 向阎锡山陈说利害，“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人陕，而以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感。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此后，中共对间锡山“屡屡致书”，促其采取行动，联合抗日。同时．张学良也多次赴山西配合中共对阎锡山规劝，使阎认识到红军东征抗日的目的。在中共统战工作的努力下，阎锡山面对蒋、日威胁山西的严峻形势，对蒋、对日、对中共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军事上停止了对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进攻。通过张学良向中共表示“愿与红军接洽，愿与中共直接联系”。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的合作关系开始形成。1936年秋，阎率先在全国提出“守土抗战，牺牲救国”口号。1936年8月，阎锡山改变“防共”、“剿匪”第一的政策为“抗日图存”。9月，阎锡山批准了由进步知识分子发起成立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并请中共党员薄一波等回山西改组领导了“牺盟会”。这样，牺盟会在名义上和形式上属于阎锡山领导，但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掌握、控制和领导的一个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了山西抗日形势的高涨，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一次。

三、红军回师西渡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五五通电》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1936年的东征战役，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对日军侵略步步退让，而继续反共内战，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形势下进行的。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一直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努力。“九一八”事件后，中共发表《为抗IB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郑重声明“只要国民党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共同团结，组织统一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挽救民族危亡。这是中共发表的第一个阐述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抗日救国宣言》，指出抗日反蒋是挽救民族危机的唯一出路，“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作战协议，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与此同时，中共通过多种渠道，取得了与国民党的会谈的机会，从而在国民党内部宣传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作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决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红军东征，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东征期间，中共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36年3月21日至27日，为争取早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实现对日作战而召开了晋西会议，会上讨论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议题和与国民党谈判的有关问题。之后，中共派代表同南京政府继续谈判，同时，加强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系，基本促成了西北大联合，并推动阎锡山向联共抗日转变。红军东征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红军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而蒋介石却调中央军10个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军“围剿”各路红军，企图封锁黄河各渡口，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围歼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同时，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骚扰抗日后方，日军也从中窥探，增兵华北，唆使”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军在冀察交界地区防堵红军，企图趁火打劫。中共为顾全抗日救国大局，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和积蓄抗日武装力量，果断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El”．红军回师西渡。1936年5月5日，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五五通电》)，再次敦促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并表示我军“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停战抗日之目的”。红军回师西渡．给东北军、西北军及山西的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极大的震动，表明了中共为抗13而东征，为团结而回师陕北的民族大义，扩大和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渡河东征，反蒋抗13”改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从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使之更能深人人心。使全国人民认识到“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五五通电》中，党把红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作了调整，中共主动放弃“卖国贼”称呼，第一次把蒋、阎作为可争取的对象，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向更加实际的方向推进了一步。《五五通电》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转折。在此之前，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号是“反蒋抗日”，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不包括蒋介石南京政府及他领导下的军阀，而且把他当作统一战线的敌人，《八一宣言》称南京政府为“卖国政府”，称蒋介石为卖国贼。瓦窑堡会议中时．指出“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五五通电》中，称蒋介石、阎锡山为“蒋氏”、“阎氏”，公开放弃“反蒋时逆”口号；而且，由“打倒”改为“议和”。放弃“国内战争”；同时，在群众运动方向上，由呼吁人民“踏平敌人堡垒，收缴敌人武器，夺取敌人船只，配合红军打大胜仗”变为号召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样，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反蒋抗日”变为“一致抗日”，《五五通电》把抗13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切抗日政党、军队、团体和个人，从而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最广泛”的方向大大推进了一步，更加符合中国当时的现实，也更加可行。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度高涨，山西的阎锡山也受很大震动而开始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西北地区的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此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努力，最终于1937年9月形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由此可见，红军东征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曾有两次合作，两次建立了统一战线。第一次合作在1924至1927年，两党共同努力，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军胜利进军，这是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就。然而，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政变，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日本帝国主义乘机而人，中华民族危急，这是两党统一破裂的结果。国共第二次合作在1937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两度合作共同抗日，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美梦，这同样是统一战线的成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妄图抢夺人民胜利果实，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再次挑起内战，这也是统一战线破裂的结果。国共两次合作．都是中国共产党高举中华民族利益的旗帜，不计前嫌，不计恩怨，以至诚的愿望，提出坦率的建议，并付诸于实际努力而实现的；两次破裂，都是国民党背信弃义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