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

看红军东征山西的意义

王明明

摘 要 ： 1936年前后，山西以其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战略位置，逐渐从一个军阀统治下的相对稳定也相对沉寂的省份演变成为一块在中国革命胜利过程中举足轻重的革命热土。通过对比红军东征山西之前和之后山西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情况，本文认为这种转变是以红军东征山西为起点的，正是红军东征为山西从中国革命的幕后走向前台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 山西  新民主主义革命  红军东征

山西地处黄河流域中游，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南有中条山，北有恒山，汾河纵贯南北，表里山河，地势错综复杂，地理位置重要，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自古以来是华北的天然堡垒，也是夺取和控制华北的牢固根据地。近代以来，山西历史同中国历史一样，是一段饱受压迫的峥嵘岁月，也是一曲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革命战歌。在中国人民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过程中，山西和山西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山西的发展对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具有非凡意义，而对比1936年以前山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红军东征山西及东征之后一段时间山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状况，我们不难得出，1936年2月开始的红军东征，是山西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从小到大、从低谷到高潮的一个起点，也为山西这块革命热土从中国革命的幕后走向前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五四运动以后山西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展开，但由于阎锡山军阀势力在山西的统治比较稳固，革命屡遭挫折，难以对旧势力形成有力威胁。

（一）山西团、党组织的建立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给近代以来一直沉寂封闭的山西带来了革命的新气象，促进了全省人民的觉醒和马列主义在山西的传播，为山西青年团组织和中共山西地方党组织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20年夏天，高君宇组织进步青年在太原省立一中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小组。在此基础上，1921年5月1日正式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5月底，高君宇与贺昌相继回到太原，着手组建中共山西地方组织。在对李毓棠、潘恩溥（又名潘泽卿）、张叔平、侯士敏（又名侯捷庵）、张堉麟（又名张养田、章独）等人进行认真考察后，将李毓棠转为中共党员，潘恩溥、张叔平、侯士敏、张堉麟转为候补党员。同时按照当时党章“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的规定，将李毓棠、潘恩溥、张叔平、侯士敏、张堉麟等人编为中国共产党太原小组（简称中共太原小组），李毓棠任组长。至此，山西党组织正式成立。1926年，中国共产党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太原地委）成立。建立了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党支部、山西大学党支部、阳兴中学党支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党支部、三晋中学党支部、云山高级中学党支部、晋绥军枪械公务处士兵党支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党支部等11个支部。 党组织在太原地区壮大的同时也开始向周边地区扩散。从1926年初至1927年3月，中共太原地委先后在榆次、太谷、祁县、平定、潞安、晋城、临汾、翼城、赵城、洪洞、运城、河津、万荣、新绛、芮城、夏县、安邑、闻喜、安泽、霍州、平遥、阳泉、屯留、文水、临县、柳林、崞县、定襄等地成立了中共支部，并在垣曲、汾西、灵石等县发展了一些党员。全省党员总数达到696人。其中太原地区的党员占全省党员总数的53% 。随着山西全省各地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到1927年上半年，中共北方区委又先后成立过榆次、汾阳、晋城、临汾等四个中共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共太原地委同上述地委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并不断地帮助他们开展活动，健全组织，有效地推进了党的工作的开展。到1927年3月，太原地区共有24个中共支部。其中，十个学生支部，八个工厂支部，五个晋绥军系统支部，一个混合支部，党员总数420多名，其中工人党员占50%；学生党员为35%；晋军官兵为10%；妇女为2%；其他为3%。1927年的中共五大结束后，中共山西省委成立，全省党员1500余名。

山西是北方地区建立社会主义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山西团、党组织建立后，很快在省城太原和全省许多城乡开展了马列主义的宣传，发动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国民革命运动。随着对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声援以及在本省开展的抗捐、抗税、反恶霸、反贪污、反摊派不公等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的深入，山西人民日益觉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也在斗争中日趋发展壮大，山西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始一步步发展。
    （二）大革命失败后山西党组织遭受第一次大破坏，山西党组织按照上级部署，开展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但均未成功。

1927年，阎锡山追随蒋介石的脚步叛变革命，7月，在山西当局的支持下，国民党山西清党委员会将颜昌杰、王鸿钧、崔锄人、王瀛、邓国栋等30多名中共山西重要干部划入公开缉捕名单，并派军警包围中共领导的太原总工会和太原兵工厂，抓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群众，在各地大规模地捕杀革命人士，山西党组织受到了严重摧残，一些主要领导人纷纷被捕或者离开山西，山西党组织几乎完全坍台。至1928年，山西千余名党员中，被捕者达200多人，逃亡者300人以上，失去联系者500多人，与组织有联系的党员仅剩40余人。

面对屠杀，山西共产党人冒着风险重新恢复太原、汾阳、平遥等地党组织，并成立山西临时党委。按照八七会议开展武装斗争的精神，山西党委组织部署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和暴动，其中通过起义建立的革命武装主要有两支：

1、晋西游击队

1931年5月，山西特委在隰县辛庄（今属交口）召开工农武装成立大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晋西游击队下辖2个中队，共有队员30余人，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闫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游击队成立后，以隰县、孝义、汾阳、离石、中阳五县交接的山区为核心，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了吕梁山游击根据地，队员很快发展到90多人。1931年8月，山西省长徐永昌调集万余兵力对吕梁山游击根据地“进剿”，晋西游击队损失严重，被迫转移到陕北。

2、红二十四军

1931年7月，山西特委在驻平定的高桂滋部发动兵变，成立了红二十四军，由赫光任军长，窦宗融任副军长，谷雄一任政委。全军下辖2个纵队，每个纵队辖3个中队，共1300余人。红二十四军成立不久就转移到太行山东麓的阜平一带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根据地，并成立了北方最早的苏维埃政权—阜平苏维埃县政府。但由于斗争经验不足，1931年8月，二十四军主要领导人谷雄一被诱捕，赫光牺牲，全军在参谋长刘明德等人的带领下转移到陕北，后在陕北被井岳秀部打散，余部编入陕北红军。

（三）1931年到1934年，山西党组织再遭两次破坏，山西革命在曲折道路上艰难前行。

1931年9月，中共山西特委所在地暴露，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清党委员会将山西特委秘书丁楚元、党员杜涤生、陈伯英等抓获，在审讯中，陈伯英叛变，供出丁楚元的职务和活动情况，随后丁楚元也投敌叛变，清党委员会根据陈和丁的供述，抓捕了山西特委和太原市委主要领导人，山西太原兵工厂、正太路、榆次特支、晋北中心县委等党支部也纷纷被破坏，大批党员被抓，阴凯卿、刘天章、任国桢等几十人惨遭杀害，四五十人被投入监狱，山西党组织遭到巨大损失。

1932年9月，山西特委重建，一批进步团体也相继成立。但到了1934年3月，山西党组织再次因特委常委王光甫的被捕叛变遭到大破坏，特委书记维公离开山西。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红军东征山西之前，山西革命发展总体而言是不成功的，具体表现在：1、相比于当时的南方革命，山西革命主要依靠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部分军阀部队，未能大规模发动群众。1936年，红军进入山西初期，山西很多百姓都相信阎锡山的反共宣传，害怕和躲避红军，后来经过努力宣传教育才逐渐转变认识，革命思想和意识对山西广大农村的影响力之弱可见一斑。2、力量薄弱，不能建立起真正能够对反动统治形成威胁的工农武装。3、虽然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不畏牺牲，前仆后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但依然不足以撼动山西的军阀统治。

二、以红军东征山西为起点，山西革命迎来了大发展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会师，重新组建了红一方面军。面对日军不断侵华、民族危难加剧，蒋介石政府对外不抵抗、对内继续剿共的时局，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下，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于1936年2月20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史称红军东征。东征红军在山西转战五十一县、二市、三区，历时七十五天。最后为保存抗日力量，避免全面内战，于5月5日回师陕北，东征结束。红军东征虽然只有短短的75天，也未能达到在山西创建革命根据地、东进抗日的目的，但其作为一次战略实践，无论是对党和红军的战略抉择还是对山西革命的发展，意义都是重大而深远的。

（一）红军开进山西后，打击旧势力，积极进行革命传播，重视群众工作，山西革命不仅发展迅猛，而且根基扎的牢固。

红军东征开始以后，党中央将开展地方工作、群众工作，在吕梁山广大地区宣传革命思想，广泛建立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地方革命武装放在与军事斗争同等重要的位置。毛泽东指出的：“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除了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使红军所到地区的广大群众普遍接受了思想的洗礼，革命火种在山西这块土地上迅速传撒，革命的根基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这也为日后山西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撑点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东征时期，以开展群众工作、宣传革命为目的，专门成立了“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由张浩任书记，李富春任副书记。委员会下设宣传科，由凯丰任科长。胡耀邦、蔡畅、罗梓铭也参加了地方工委的工作。1936年2月4日，杨尚昆签发了《关于东征中地方工作的指示》，总政治部颁发了《政治工作训令》。地方工作人员每到一地就书写标语、张贴布告、演出节目、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政策、走进农家小院宣讲民主革命道理。宣传接地气、收效大，戳穿了阎锡山的反共欺骗宣传，使人民群众真正认识了共产党和红军，认识到抗日救国，人人有责，认识到只有捣烂盐（阎）钵子、砸破酱（蒋）罐子、拔掉总根子（封建剥削制度），才能过上好日子。

在地方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的同时，红军各部也以连为单位组成地方工作队在所到之地开展群众斗争，黄河游击师配合地方工委开展了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闫红彦和黄石山等人在柳林三交镇（当时属中阳县）建立了东征时期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推举三交镇石滩则村有声望的爱国人士李文才任主席，黄石山任副主席，高立三、李凤鸣、李文信为委员。在中阳县苏维埃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先后又组织成立了杨家坡、冀家垣、上庄等区苏维埃政府。地方工委在明志沟（现属交口县）成立了灵石县第一个党支部，由赵起任支部书记，侯德长任组织委员 ，冯光武任宣传委员，共有党员10余名。   

红军东征经过山西50余县，建立了县以下苏维埃政权64个，发展党群组织25个，组建了中阳游击队、石楼沿黄河游击队、石楼义碟游击队、晋西游击队、临汾人民游击队、红军晋南游击队、河东游击队、蒲县克城游击队等三十几支革命武装，先后成立了一批农民协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革命在群众中的普及是其根基稳固的重要保证。

（二）东征以后，山西军阀势力受到沉重打击，阎锡山逐渐从反共转向联共，这也为山西革命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面对较为宽松的环境，山西革命形势大好。

红军东征历时75天，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集抗日款、物合计50万银元，击溃了晋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歼敌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火炮20余门这对阎锡山的晋绥军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红军东征高举抗日义旗，不仅得到了人民大众的一致赞同和支持，而且在晋绥军广大官兵的思想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红军回师后，阎锡山深感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危机重重：1、红军在东征中表现出的强大力量是他没有预料到的；2、红军在山西的宣传使山西民众开始转向革命，这极大地动摇了他的统治；3、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十个师一直驻扎山西，控制山西的意图明显；4、日本步步紧逼，逐渐成为最大威胁。面对这种形势，阎锡山不得不考虑转变政治态度。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把争取与阎锡山的合作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大突破口。1936年5月底，东征期间被俘的晋绥军团长郭登瀛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和中共《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面见阎锡山，毛泽东的亲笔信以及郭登瀛的劝说使阎锡山对自己的处境甚为忧虑，态度也开始转变。不久，阎锡山通过张学良向中共表示“愿与中共直接联系”。1936年秋，阎锡山率先在全国提出“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表示了其抗日意图。1936年11月，中共代表彭雪枫前往太原会见阎锡山，达成在太原建立红军驻晋秘密联络站、设立秘密电台等协议。之后，毛泽东秘书周小舟又到太原同阎锡山谈判，而之后在西安事变的处理中，阎锡山也对中共的一些主张予以支持。1936年12月22日，毛泽东再次给给阎锡山写信，对阎锡山不主张内战的态度表示钦佩，并阐明国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原则立场。经过不懈努力，阎锡山与中共达成一系列协议，包括通商、联络、在山西取消反共组织、取消对陕北封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山西这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形成也为山西革命发展提供了相对良好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山西的影响急剧扩大，山西也迅速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前沿和希望。

1936年9月18日，经阎锡山批准，山西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由薄一波、牛荫冠分别负责武装和日常工作，在县级设立分会，任命特派员。牺盟会在国民师范举办各种抗日训练班，并成立了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从1937年八月到1939年底，山西新军总计划发展到五十个团，主力部队约七万余人。1940年初，牺盟会完成了它的使命。决死队也列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式归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在成立初期是山西地方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合作的产物，但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在山西以至华北的抗日斗争中创造了光荣的业绩。

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同时，“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在太原成立，由范续亭担任主任，中共党员南汉宸任组织部长，陈子华任武装部长，李公朴任宣传部长。战动总会是山西成立的又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对山西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原失守后，八路军三个师按照洛川会议精神，深入敌后，分别依托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民主政府，发展地方武装。以敌后根据地和敌后革命政权的建立为依托，各地党组织纷纷建立和恢复，党组织的壮大又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强的领导，抗日烽火燃遍三晋大地，学生、工人、农民甚至僧侣都踊跃投入抗战洪流当中，山西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坚强堡垒，山西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强大保证。

综上所述，山西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红军东征山西之前一直是比较沉寂的，也是难以独立扛起带领山西人民摆脱苦难和压迫重任的。红军东征以最直接的方式对山西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了有力打击，同时，红军在所到之地，尤其是广大农村开展群众斗争，播撒革命火种，使山西民众大规模地接触革命，接受革命的洗礼，为日后山西成为抗战的战略支撑点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为山西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新高潮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山西从中国革命的幕后走向前台起到了最直接、最有效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

张国祥：《山西抗战史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刘琼（编）：《山西青年革命先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任石平  郭宝（编）：《数风流人物——1936年红军东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