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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杨得志（时任红一军团红一师副师长）
来源: | 作者:佚名 | 发布时间: 2021-01-08 | 4042 次浏览 | 分享到:
        有天晚上，风大，气温低，很冷。我陪陈赓同志检查完部队训练情况，返回驻地。进到屋里刚点上灯，铺开地图，参谋就跑来报告说，军团部指示，要师里派一名领导同志亲自到预定的渡口去，任务是实地勘察地形，进一步了解敌情，以便最后确定突破点。
按照陈赓同志的一贯作风，他是一定要亲自出马的。没想到，他把昏暗的煤油灯拉到地图面前，和我作了一番具体研究后说：“老杨，这件事看来要你代劳了，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这本来就是我分内的事嘛!”

        陈赓同志走到土炕边坐下来，一只手把负过伤的腿搬到炕上，轻轻地抚摸着，压低声音说：“这几天我的腿闹‘独立性’，看来要搞点'破坏活动'——不然，这件事是轮不到你的。”

        我坐到他的身旁，问：“是疼，还是……”，“声音轻些嘛!”陈赓同志把被子拉到背后，顺势躺下来说：“酸、疼、木、麻，四味俱全，怎么搞的嘛!”。他大概发现自己的最后一句话声音也大了起来，笑了笑。“哎，'君子协定'，替我保密。热炕头上睡上一晚，天一亮就会好的!”他见我坐着不动，又说：“你去忙你的，让我睡，让我睡，明天我送你们出发。”

        我找了侦察班长小周和四个侦察员，仔细研究了明天的行动计划后，已经是午夜时分了。这时的风虽然小了许多，但依然很冷。这种“干冷”，我们南方人是很不习惯的。我回到屋里，见了陈赓同志盖着条薄薄的被子，那被子也许还是他从江西苏区带出来的哩!他睡得很熟，当我把一条线毯加盖到他的身上时，他一点也不知道。然而，我对着小小的煤油灯，望着他，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我想了许多。

        陈赓同志不仅在红军内部，就是在敌人营垒中也是位很有影响的传奇式人物。他的许多真实的故事和并非臆造的传说，完全可以写一本厚厚的、很有特点、又有教育意义的书。他比我长7岁，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可以做我的兄长。他十四五岁当兵，十九岁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十岁刚过便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在战场上救过蒋介石的命。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做党的秘密工作。他同中国革命文化的主将鲁迅先生有过密切的交往，向鲁迅先生介绍过我们红军的情况。三十年代初，他进人鄂豫皖苏区，担任红十二师师长，后来因负重伤去上海治疗时，被捕人狱，受尽敌人的酷刑而坚贞不屈。蒋介石曾亲自“劝降”，遭到陈赓同志严词拒绝。他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我们没有机会见面，长征中，他一直随中央纵队，任干部团团长。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他中等个子，那时很清瘦，戴着眼镜，走路虽有髯跛，但大将风度不减。他这个人对革命事业忠诚、坚定，对部队要求严格、关怀、体贴。对上对下都异常豁达坦率、豪爽开朗。生活上可以说有些不拘小节。就餐时，他可以和战士们抢肉吃；休息时，可以夺警卫人员或者老乡的烟袋，做“吐烟圈”的游戏；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他的夫人开那种别人开不出来的玩笑；也可以在毛主席作报告的时候，跑到台上去喝毛主席缸子里的水。指战员们喜爱他、信任他、尊敬他，把他当成自己的父兄，自己的亲人。而这时的他还不满三十三岁呢……我记起了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我想：陈赓同志应该算这样的人……

        ……我面前这盏用西药瓶子自制的小油灯，结出一个个果实似的灯花，一跳一闪的仍很明亮。我看陈赓同志嘴角上挂着笑意，不但睡得蛮熟，好像也很香甜，自己才感到有些发困了。

        天大亮了，陈赓同志推醒我，说：“太阳已晒到屁股，好出发了。”

        我见侦察班长小周和四个侦察员身穿土布衣服，头上包着“羊肚子”毛巾，完全是陕北农民的打扮，装化得不错，很高兴。我问陈赓同志：“怎么样?”

        陈赓同志说：“蛮好嘛!我这个当过‘探子’的人也看不出什么破绽哩!”

        “哎，”我说，“我问你的腿怎么样了？”

        “噢，”陈赓同志笑了，“不是说过了吗?睡一觉就好——陕北的土炕胜过上海的大医院哩!”

        我换好陕北农民的衣服，正要走，陈赓同志问：“你怎么不带个侦察参谋?”我告诉他，外出侦察只带侦察员不带参谋，成习惯了。他点点头，对侦察员们说：“要当心副师长的安全哟，出了纰漏我找你们五个算账，听到了吗!”

        侦察班长小周是长征途中在贵州参军的，虽说只有十七八岁，但侦察工作的经验已经不少了。他很严肃地对陈赓同志说：“请师长放心，我跟副师长行动不止一次了。”

        这天的风虽然小了些，但依然很冷。我们走了大半天才来到黄河边。黄河不同于我们经过的大渡河、金沙江，也不同于乌江。它河面宽阔，流水混浊，大概是由于春季水浅的缘故，表面上看，水的流速不快，没有什么惊涛骇浪。缓缓的流水，推动着巨大的冰块顺流而下，声音沉重，浑厚有力，好像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尚未爆发出来似的。有人说黄河是我们民族的摇篮，是我们民族的象征，我想是很有道理的。后来听到冼星海同志《黄河大合唱》那气势磅礴、雄伟激越的旋律，真感到人民艺术家把伟大的黄河表现得淋漓尽致，万般传神了。和我同行的五个同志中，只有一个是在黄河边长大的。大家让他讲一讲黄河的故事，他讲不出，只是愤愤地说：“这可是条害死人的河。我的爷爷、奶奶，还有二个叔叔、二个姑姑翻死在河里——那是秋天，发大水，没人管，木板船被大浪撞翻了……”可见，黄河发怒还是相当厉害的!

        我们来到了距对岸敌人只有五六百米的河边。在我们周围，零零散散的有几位老乡，那时季节还早，不知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们很自然地掩护了我们。我们在空旷的田野里做着耕翻土地的动作，极目望去，只见敌人在河对岸的山顶、山腰，山脚和近处的村口、路边，都构筑了堡垒、工事，隔不多远就有一个瞻望哨。但在蜿蜒无际的黄河防线上，仍显得稀稀拉拉，比较零散。敌人的士兵，大部分倒背着枪，弓着腰在河边走一趟便躲到背风处吸烟、打瞌睡去了。有的哨兵偶然朝我们这边看看，举着枪挥动几下，好像要我们走开。我们学着老乡的样子，向他们招招手，指指地，告诉他们我们是干农活的，他们也就再也不管了。我想，这些人到死也不会想到在他们的对面，有一个红军的副师长和五位侦察员。我让侦察班长小周把观察到的情况——地形、道路、哨兵活动规律和能够看得见的火力配置，画成草图。小周确实有办法，他一会儿装作解大便，蹲在地上画；一会儿指手画脚，装作要向敌哨兵说明什么，尽量靠前观察核对，真可以说既大胆又心细。其他几位侦察员则尽力和他配合。应该说，小周是这次侦察的具体执行者，而我，想得更多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全师部队如何渡河，渡河后又如何展开……

        冬天，太阳落山早，小周把草图画好，走到我跟前说：“副师长，全部搞好了，我们走吧。”

        （摘自1997.12中共党史出版社《红军东征》）